超越风情 致鄂圭俊及其作品

       让鄂圭俊的画作，置于当下的都市画坛，自然存有一种间距，抑或这种间距构成了我行文的初衷。我虽和鄂共事为时不长，但先前就得以数次拜读其作，每每观余心境总是一阵如梦如雾，伴和着粗犷，神秘而诡谲，充溢着修炼悟道的生命之灵气在空间灵动，时时传递着西部边陲丝丝的生息无限，——是否是魂系故地，作者难以割舍那生养于斯的青海高原，是否是作者迁居上海，却依然时常被孤寂所扰；是否是执着寻觅精神家园，作者苦苦地沉浸于内心深处的思想修行。——这种间距引发着我的好奇，而此行文本身无疑为向鄂的一次求问，因为我面对的是一种源于风情，但决不囿于风情的图式印象。

　　当艺术创作嬗化为生命状态的再现，那么笔下的对象断然已不仅是技巧的抚弄与色彩娱乐了。作者自称是「用心去作画」，言下之意鄂所期望攫取的是观众之心，精神的思索与感悟显得比视觉感官的满足更为重要。那么就其作品而言，其形式自身已是突破了习得的观赏性的审美情绪藩蓠，也就和猎奇求新的风情感赋渐以告别。那牧人与动物组合的图式背后，似乎是传递出作者艺术工作的另一母题。简单地将青海风情和作者呈现形式范式划上等号，显然已经不符合鄂圭俊今天的艺术事实。

　　抑或上述的问题，本身潜藏着某种艺术变格。因为没有一个画家不自识形式之于风情构建的重要。今天，从形象的绘画走向绘画的形象，对中国画家来说已不是一个费解的艺术难题，但如何将风格的重心从形式探索深化为文化意识外化，这确实需要获得艺术家更为深广的共识。

　　于是，减弱了风情场面的具体情节再现，淡化了民俗饰样的纷繁刻意雕琢，抽离了题材主旨对于形式表现的过于牵制局限，——作者尤将以往的艺术母题实施了苦心的艺术变格，由民众风情图式中萌生另一艺术母题：用悲壮的生命意识去表现风情之中形象的空灵；用修炼的宗教意识去完善风情之中精神的升华。由此，《唐蕃古道》创造了一种神秘的悠远的历史画面，充滞着沉重和梦幻般的悠远画境；《少女与牛》呈现了一个空灵而激动的情意生活，具备着简漏和高亢的深厚意趣；《赛耗牛》则力现了一组闪烁而挥洒的生命世界，包含着对比与力度的激情天地……确如有评论所言：「鄂圭俊全身心地体验青海高原自然人情，把对乡土民族文化的热爱转化为主体内在精神的映象，引发出不可遏制的创作冲动和激情」。

　　如是所见，「风情」之于鄂圭俊的创作现实，已非是一种题材的获取，也非为一种形式的偏好，而是作为一种艺术符号，——主观地成为作者精神的外化显现，客观地形成图式结构的文化显现，从而构成「风情」的超越。这种超越是否不期然而然，我们不得而知，但无论如何必然要感恩于鄂心中的青海，那是他艺术的伊甸园。

　　本来，「风情」的涵义呈现于作品，是极具地方性意趣的，美术史中时常可见「风情」在不同时代、不同地区构成的独特风貌，无论荷兰画派还是巴比戎画派，无论是拉斐尔前派还是印象画派，却不同程度地植根于本土民俗特性极强的文化土壤，但却逐渐从随物赋形的再现写真和场面纪实，变化和积淀为突出的样式风络和既成的语言范式。由此反观鄂笔下的风情，是变格与超越自然可以一定的理论阐释。具体而言是这种风情的超越，可分为两类侧面：一是精神超越，对原有的偏于个人言情抒怀或知觉中风物人情的纪念与娱悦，认真研究当地传统、习俗、纹饰、节庆等民俗图案，变格为特殊的感知方式，鄂由此衍化为青海高原雄浑、粗犷、神秘的自然气韵，与人生悠远空旷的天地间感受的生与死、悲与欢的生命意识，而这类生命意识恰好吻合了作者精神现实和生活哲学；二是形式超越，对习得的风情照相素材予以写实手法加以架上呈现，鄂对此种形式过程一反其样，舍弃了那栩栩如生、如诗似画的自然写真特性，而是发掘知觉记忆中属于那片土地灵魂基调的色彩与图形，以表现的手法主观地进行架上创作，通过直率、有力的色形表现和整体、浓烈的装饰意趣，来达到符合自我心境的精神投射，画面中沉重深厚的原色交织而流动一体，粗犷而激情的笔触闪动而融会一起，使得精神深处躁动与外化形式的视觉张力发生独特的契合。由此无法与有法的统一，自我与外向的统一，古老和现代的统一，使得鄂圭俊笔下的「风情」成为一种大写的风情。

　　于是我修正了最初的看法，表象上看鄂的作品和都市文化构成了某种文化间距，但现在看来，其内在的风格品质和现代的审美追求殊途而同归，形成了异志同构的格式塔心理，对于他和其作的认可实际是无所谓地域之分，事实上鄂今天所摄取的艺术视野，已从有限的风情土地扩展为广翰之宗教世界。与其说是所谓的间距，倒不如是一种艺术认知中的「陌生感」，由此促成了人们心中图形与精神之间无尽的张力与震撼，而这一切，确乎归缘于作者对于风情的超越。这种超越背后，实际上是作者超越了以前故事的自己，超越了精神困惑中的自我，超越了那习得阵式的架上所有，而升腾修炼而致的彼岸却是精神的栖息和人格的完善。

　　我终而感叹鄂的艺术体验方式，外冷内热沉寂之中无时不在细味人生的爱与恨，演泄之余又无时不是回归精神的永恒。其实问题不在于是否将鄂圭俊评定为风格化的画家，而在于他独特的艺术思维方式和创作历径，使得他和都市画坛风貌的问题终让人深味，告别时下盛行高品时尚，告别风情画面中的陈式表现，鄂圭俊的艺术工作和其成果，我想不仅是属于他个人的，而应该是属于当下中国画家面临的思索和需要。——谨以此文祈盼鄂圭俊先生的艺术不断修炼而得道，获得更为美好的彼岸。